家乡的雪

下雪，尤其是漫天的鹅毛大雪，它对很多人来说，是自然现象，是值得欢欣鼓舞的自然嘉奖。但对于黑龙江人来说，它是滚烫血液中的一滴，是藏匿在骨子里的DNA。

作为黑龙江孩子，记不清第一次摸到雪是几岁了，只记得当时很年幼，年幼到大冬天没法出门。第一次感到玩雪的快乐，大约三岁吧。我妈大概也童心未泯，下课之后抓了一大堆雪，回家放到我的粉色自行车车筐里，就忙别的去了。妈妈进了门，圆圆的眼镜上有着厚厚一层霜，她的手心里是一团洁白无瑕的东西。这种洁白无瑕的东西，人们称之为雪。我从那时敞开全部的知觉，对眼前的白雪玩味不已，直到它们消失成一滩水。

第一次看雪，我比南方的大学同学早了十几年。后来在其他城市看雪，好像都有一种神奇的召唤，是家乡在告诉我，她想我了。离家以后，不管哪个地方，下雪就是家乡对游子的呼唤。

下雪了，就是DNA动了。

玩雪是东北孩子的自带技能。

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不能说样样精通，但至少可以说样样都会。最初在公园的一角打雪仗，那时候的姥姥还很“高大”，有力的大手掌团出一个个松散的雪球，全部精准落到我的衣服上或是脚边。等我发起进攻的时候，她就会躲到一棵大树身后，笑嘻嘻地探头看我。我妈不愿意跟我打雪仗，我俩经常在小区的广场上滚雪球。这要赶上雪特别黏的时候，还要有耐心，从玻璃球大的雪球开始滚起，推着它在地上滚，让圆球的直径逐渐扩大。滚动中，雪粒被连片拔地而起，露出最原始的地砖。雪球有半个我那么高，我坐在上边，脸蛋被冻得红扑扑的，朝我妈的镜头比了个心。

冬天与弟弟在楼下堆雪人，是唯一能让我俩和平相处的事情。要挑一个雪量特别多的地方，把周围的雪都往那儿堆，边堆边用手拍实。团一个勉强圆润的雪球，放上边，用桂圆的核当眼睛，再捡几个长短合适的树枝当鼻子和手臂。还要在雪人脖子处围一条围巾，增加整体的观感。当然，一定要记得收回围巾，不然老妈肯定是要批评的，毕竟谁家的围巾也不是海量的，总不能天天丢吧。

松花江一到冬天，立刻美得让人惊叹。冰雪大世界的大滑梯是后来才出现的“节目”。我们那时有的是玩耍的方式，跟冰滑梯一样好玩的滑雪圈。只要雪足够大，斜坡随处就能玩雪圈。在雪圈上坐好，自己蠕动几下屁股，或者让身后的人推一把，雪圈就飞速向前。耳边立刻刮来东北凛冽又干净的风，双耳是必须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切烦心事、闹心事，只要你坐上雪圈，滑动起来后就会全部忘却。

在冬天，兆麟公园是承载童年快乐最多的去处了。幸福其实很简单，不必说公园里的人工河滑冰如何爽了，不必说从落满暴雪的假山顺势滑动多么刺激了，单是那些美轮美奂的冰灯就足以游目骋怀。近年来，公园添了双道滑梯，约上一位好友排队，挽着手同时滑下，感情是会几何级增长的。十八九岁还在玩滑梯的我们，和八九岁时玩滑梯的我们，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我想，只有雪能消融岁月的阻隔，让我们拥有一样的快乐。

我保存着一张从雪坡滑下的照片。照片上，我坐着垫板，刚从小雪坡上边滑下来，乐得五官皱成一团，还露出我的大门牙。特别轻松自然放肆的笑容，和婴幼儿时代被玩具逗乐的脸极为相似。

“下雪了，世界就剩下一半了。”苏童的感悟十分精彩。但我经常觉得，黑龙江下雪之后，世界就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了。雪在东北较南的地域，快变成一个临时客串的称谓，落在地上就迅速化没了。这几年哈尔滨大“火”，来玩儿的南方游客一碰雪或者冰就会变得异常兴奋，疯玩起来像不知疲倦的小孩儿。

雪终究是会融化的，但每一个黑龙江孩子的肩上都覆盖着这么一层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雪，它们不会化。它们会带着黑土的稻花香，伴着工业齿轮的转动声，送我们走出这片辽阔的平原，跟随我们，一直到天涯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