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丨从“世界污染之最”到环保模范城市临汾在艰难曲折中让蓝天回归

三月的临汾，春花乍开、嫩芽初绽，一场小型马拉松即将开跑。这份清新与美好，对临汾而言实属来之不易。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座城市因大气污染严重，多次成为焦点。2003年至2005年，临汾空气质量连续三年全国倒数第一，甚至被国外称为“世界污染之最”。此后临汾通过治理，空气质量得到改善，2012年成为山西省环保模范城市。然而仅仅过了几年，污染再现。

事实上临汾并非孤例，在我国以煤、焦、钢为支柱产业的城市都曾陷入相似的困境：污染、治理、反弹、再污染、再治理……在艰难曲折中，努力让蓝天回归。

这次临汾是否真的挣脱了与污染的反复拉扯、走出困局？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这座城市做出了怎样取舍？面对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及国家双碳战略目标，临汾又该如何迈向未来？

临汾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四周环山、中间平川、矿产资源富集：西靠吕梁山脉藏煤，东依太岳山脉蕴铁，中部汾河谷地铜脉纵横，具备发展煤焦钢等重工业的天然优势；但典型的封闭盆地常年静风少雨，大气污染物难扩散、难沉降。先天禀赋的双面性让这座城市注定要在重工业与环保之间，不断寻找平衡。

关村的书记王晋刚是全国人大代表，8年前他坚持全村供暖煤改电与当时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因为2017年对于临汾这座城市来说，是摆脱大气污染阴霾、艰难破局的关键之年。

2017年1月4日凌晨，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网显示，临汾市一个监测点的二氧化硫浓度达到1303微克/立方米，这个数值比当时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类区小时均值高出2倍多。此后几天，临汾市二氧化硫浓度三次“破千”。临汾立即成为舆论焦点。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柴发合：我们从1997年以后，对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防治控制，二氧化硫浓度都在下降的背景下，他们那里还出现了二氧化硫浓度超千的现象，确实对大家震动还是比较大的。

柴发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

柴发合：部里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视，就派了以我为组长的一个专家组，我们一共12个人，对临汾市二氧化硫超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当时二氧化硫浓度较高的南机场那一块，附近的老百姓采暖基本上用的全部是燃煤，直接排放，没有任何控制措施。我们也调研了燃煤锅炉集中供暖，但是污染控制设施有的形同虚设。第三个就是工业，特别是焦化和钢铁，因为大量耗煤，二氧化硫控制设施有的企业虽然有，但是运行不是很正常，也不是很规范。再加上当时二氧化硫浓度超标的时候，气象条件相对不利，所以才发生了长时间的高浓度污染。

柴发合说专家组经过一周实地调研，初步给出污染成因报告和对策建议。

柴发合：首先要大力推进清洁取暖，第二条是要强化工业污染的控制，第三点在产业布局的优化方面要大做文章。在盆地里面高密度地集中了这么多污染企业，布局是十分不合理的。同时我们也提出来，对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要按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进行落后产能淘汰。剩下的是不是可以合并、重新组建，构成大的集团，把最先进的生产设施、最清洁的生产设施纳进来，再加上很好的控制措施，企业也能发展，污染也能得到控制。

2017年1月17日、18日，环保部通报临汾市焦化企业超标排放等问题；1月19日约谈临汾市市长，暂停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环评审批，对四家焦化企业处罚近2000万元，限产整改。

王学斌，临汾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负责人。他说当时临汾市迅速制定了生态环境治理“八大工程”，包括：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工程、燃煤锅炉整治工程、清洁取暖改造工程等等。

回顾过往，临汾对大气污染的治理，曾历经多年的反复拉锯。人们意识到，尽管采取了关停限产、处罚压降等管控方式，但仍难以避免污染反弹，需要采取系统的科技支撑、有效激励、透明监管、产业与能源结构重构等等这些与社会发展深度交织、持续进阶的综合治理手段。

2017年，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多个国家级和地方环保科研机构组成的团队与临汾并肩协作，开始了长达8年的大气污染治理。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首席专家薛志钢：第一气象扩散条件不好，第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又是典型不合理，内因外因加起来，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

薛志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首席专家，也是临汾大气污染防治“一市一策”跟踪研究负责人。

薛志钢：总共做了这几件事，第一个是建立了2016年到2022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它是一个数据库，精细化的大气污染排放数据库，包括工业园的电厂、钢铁、焦化、水泥、铸造等，这些企业具体排口在什么位置，排多少、排哪些污染物、控制效率多少。然后包括机动车，包括生活源，包括农业源，氨排放，包括扬尘，工地道路等等，非常详细，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第二个就是几期的颗粒物来源解析，到底这些是哪些源贡献的颗粒物。从2018年到2019年的大体结果是燃煤源占接近40%，工业源接近30%，扬尘13%至14%，机动车10%左右。这样给政府治理污染指明了方向，到底该怎么降低PM2.5浓度。

第三件事就是臭氧成因和对策，到2021年以后臭氧治理也提上议事日程。

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撑，地方政府负责系统施策，全面推动攻坚。从2017年至2025年，临汾市先后出台《临汾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临汾市燃煤污染防治规定》《临汾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临汾市细颗粒物（PM2.5）三年达标攻坚方案》《2025年臭氧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等。而关村就是在这一系列治理举措启动之时，把握住了其中的要义。

2017年，关村在享受煤改电取暖设备购置补贴、采暖季电价优惠基础上，村民自筹费用，全村实现清洁取暖。国网临汾供电公司也给予支持，对关村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入户电表等进行了改造升级。

谁也不会想到，基础设施的提升为关村后来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创造了机会。截至2025年，临汾完成煤改电清洁取暖共2.74万户，覆盖3个县区、26个乡镇、202个村。而更多的居民则通过火电厂长输供热的方式解决。

这是2025年刚投入使用的换热站，它的作用是把热源厂输送过来的高温高压的热水，降压调温后分配到居民家中。

刘乃力，临汾市公用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他说以前的散煤、小型燃煤锅炉，以及当地焦化企业余热供暖，现在被长输供暖所取代。

刘乃力：92公里长输供热，施工的难度确实非常大。沿途要经过大小节点，穿越大西高铁、瓦日铁路、南同蒲线，穿铁路线需要穿三条，比较复杂的施工节点就有49处。

霍州位于临汾北部，临汾市两座装机容量最大、供热能力最强的热电厂都在这里。

孙杰是霍州电厂运行部副主任，他说自己必须时时关注风力、光伏等发电情况，灵活调整电厂的运行。

如今的火力发电厂，早已告别“满发稳供”时代，在风、光等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且被优先调度的规则下，既要保障稳定、又要及时响应、还要高效节能减碳。

国家能源集团霍州发电厂党委书记王晓明：我们必须进行热电联产，降低煤耗水平，这样企业才能持续生存下去。

王晓明、霍州电厂党委书记，他说霍州电厂虽然装机容量大，但两台发电机组都是2015年前投入运行的，供电煤耗较高、碳排放较大。2017年电厂积极响应临汾市大气治理的举措，实施热电联产改造，为临汾提供冬季供暖保障。

截至目前，临汾全市通过长输供热覆盖住房面积达2200万平方米，未来将覆盖临汾一城三区中心城区及沿线重点村镇，规划供热面积6500万平方米。

在距离临汾城区几公里的地方，两台锅炉悄然无息地矗立着。

公开信息显示，这家企业曾有几座小型燃煤锅炉，由于长期环保设施不到位、超标排放，2017年曾被点名批评、处罚、并限期整改。随后这两台燃气锅炉就替代了燃煤锅炉。但如今，它们又被长输供热所取代。未来，仅在极寒天气或供暖网络遭遇故障等情况下，才会启用。

今天的临汾，散煤和燃煤小锅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只是这座城市治理大气污染、绿色转型的一个章节，作为支柱产业的焦化和钢铁，也同样经历了升级迭代之路。

这里是临汾东北部山区。2017年起，当地推进钢焦产业退出平川迁入山谷、退出城区进入工业园的布局调整，两家大型焦化企业先后在此落地。其中一家由两家小型焦化企业，与山东企业合资重组、减量置换、升级改造而成；另一家，是从襄汾搬迁至此。

王永强是这家焦化企业的总经理，他们原来在襄汾县，就是那个曾愿意免费提供热源给关村、却被拒绝的焦化厂。

焦炉的作用是把煤高温干馏成坚硬多孔的焦炭。过去临汾的焦化厂规模小、数量多、生产粗放，且聚集在人口密集、扩散条件差的沿河谷地。这家焦化企业在搬迁之前，也曾因排放不达标多次受到处罚。

从2017年起，临汾对焦化产业开展系统性整治，减量置换、环保升级、严格监管与正向激励等措施多管齐下。

所谓熄焦，就是把刚炼出的高温焦炭快速冷却。过去的方法是用水喷洒在红焦上，瞬间产生蒸汽、夹杂粉尘和污染物，不仅耗水多、污染大、余热也全部浪费；现在环保升级后采用干熄工艺，全程密闭冷却，不产生废气，还能回收高温余热用来发电。

某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鼓励我们企业，往超低排方向做，我们现在这些大型企业也必须完成超低排的验收。超低排是我们自主验收，最后通过中国焦化协会网站公示。公示以后，焦化协会每年组织专家过来核查。

王永强说2017年到2021年，焦炭、钢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企业效益不错，有意愿和能力淘汰落后设备、加大技术升级投入，以及整体搬迁。截至2025年底，临汾累计压减焦化产能1602万吨，焦化企业从33家压减整合至7家，小型落后焦炉全面清零。

眼前这些光伏板是临汾最大的钢铁集团全闭环产业链中的一部分。这家民营钢铁企业创建于2002年，2017年后严格的环保与产业政策成为它转型升级的契机，2025年以650多亿元的年营收位居临汾工业企业榜首，并成为长流程钢铁绿色标杆。

付卫兵，钢铁集团副总经理，负责企业的生产运营、安全环保工作。付卫兵说企业的升级转型并没有止步于单纯的治污减排，还通过布局化工板块，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煤气进行资源化利用。

谢进军是这家集团化工厂部的总经理，他说化工厂2017年立项，2020年7月建成投产，总投资33.4亿元。他们的原料，全部来自集团内部钢铁、焦化生产环节产生的富余煤气。在脱除粉尘、焦油、萘、苯、二氧化硫等杂质后，再进行深加工。

2024年这家钢铁集团与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合资在阿曼建立选矿厂。

某钢铁集团总裁张天福：他们那个大老板开着自己的专机到我们这来，专门做了调研，考察完以后对我们企业绿色低碳和环保都高度认可。

张天福是这家钢铁企业的创始人，他说，20多年前创业时，给钢铁厂取名“立恒”，意在立下恒心、长远发展。

如今，环保治理不仅守住了生态底线，更为企业打开了效益空间、并意外获得国际合作伙伴的认可。从治污到增效，从循环到出海，环保不再是成本负担，而是走向长远的竞争力。

在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环保约束和产业政策引导。

临汾市环境监控中心主任李晓峰：这是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数据从企业端直接传到我们市平台，再到省，再到生态环境部平台。我们现在总共是171个重点企业，重点排污单位，包括水、气有300多个监测点，我们可以从这看到晋南钢铁的上传数据，主要是有烧结的机头、机尾，对它的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王学斌：只要排放高或者说超标，我就能去现场针对性督查你哪个点位超标，然后给你出示证据，进行立案处罚。绝大多数企业都不愿意被罚，不光是罚钱，对你的信用要制裁。比如说将来企业要贷款，包括我们环保上面的评级，要享受更多的生产红利的时候，有处罚记录就过不去，这就是一道红线。

王学斌所说的环保评级是政府刚性监管的核心抓手之一，2019年全国启动环保绩效分级制度，2022年山西、临汾全面落地这套评级体系，把企业的环保水平与生产权限直接挂钩，评级越高，限产越少；评级越低，约束越严，用差异化的手段倒逼企业在绿色升级中求生存、谋发展。

一个企业的蜕变，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升级之路。这片曾依托煤炭、钢铁兴盛的土地，除了重工业根基，还蕴藏着亟待激活的多元发展潜力。

张杰是这家位于临汾经济开发区的、装备制造企业的行政总裁。他说20多年前企业的创始人也曾想进入钢铁产业，但阴差阳错走上了装备制造之路。从最初给国外做叉车的平衡配重，发展到为家电、汽车等做高精度零件，并成为冰箱、空调压缩机核心零部件的全球市场份额冠军。

与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钢焦产业相比，以铸造为根基的装备制造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相对可控，但在生产过程中依然面临着环境治理的压力。

近年来，临汾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产值增速较快，显示出地方政府由资源型赛道，向高端装备、新能源、数字经济等转型的努力。

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建成：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按照这个方向，瞄准这个目标，我们向沿海学习。从2022年开始，我们经济开发区经济指标、工业投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是每年10%左右稳稳往上走的趋势。

白建成，临汾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他说目前装备制造占经济开发区总产值的50%、新能源占20%、数字经济则刚刚开始。

这是开发区的一家企业，从事光伏、风电、储能、非道路工程车油改电与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

这家企业改装的，属于非道路工程车。根据交通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近年来临汾绿色运输转型探索初见成效：全市181家物流企业，2196家货运企业的46044辆牵引车中，天然气、电动、氢能车辆占71%；2025年全市新增营运货车55.2%为新能源；此外政府部门鼓励钢铁、焦化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对购置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新能源换电重卡给予奖励补贴、并基本实现市域内国省公路充换电服务全覆盖。